在述及人民有权变革或废止一个已经违背了它本身应当追求的目标的政府时，《独立宣言》援引了人民武装反抗的权利。
位阶的划分使一国的法律体系既有一个整体的排列和布局，又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结构和体系。当然，如果一个行政法典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其总则中的问题则会避免行政高权，而不幸的是，我国行政法典则体系以行政系统制定的为绝大多数，其在这样的典则中，或者拓展了自己的自由裁量空间，或者为自己留有了控制行政相对人的后手。
例如，《行政诉讼法》第1条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章、节、条的序号用中文数字依次表述，款不编序号，项的序号用中文数字加括号依次表述，目的序号用阿拉伯数字依次表述。第89条规定：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27]总而言之，目前地方行政法典的制定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们从法形式上讲推动了我国法治的进程，但同时我们应当看到，这种大规模的甚至不受什么约束的地方行政立法存在较大的隐患，这些隐患当然也体现在行政立法的技术上，包括行政法典总则内容设置的问题上。在立法法制定以后，尤其2014年修正以后，我国的立法和行政立法行为日益规范，包括行政法典内部的逻辑关系，包括行政法典中的其他构成要素。
政策和法律的关系在法理学中已经得到澄清，通常认为政策具有灵活性，短期效果性等，而法律规范则相对稳定并具有相对较长的效果，所以二者应当有明确的界限。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第一段就有这样一个规定：为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及时的审理行政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行政审判实际，制定本规定。观察山西省探索的案管中心受理分流制度，侦监部门审查决定是否采取强制措施，公诉部门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
以留置审批权归属为例，这绝非监察体制改革单个细胞，亦不仅公民基本权利之保障，这可能关乎大国执政方式和策略的抉择。另一方面，尽管不宜一刀切，仍须严格限定条件，否则我国职务犯罪案件的审查很可能长期滞留于以口供为中心的主观性证据审查模式[21]。既要在一套工作机构的设置模式下，体现党的统一领导，避免工作重复，精干机构和人员，提高工作质效。1.监察委员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得违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遵循，对其负责、受其监督，对人大作工作报告，对人大代表设置留置特别程序[9]。
未来监察立法如何协调与其他法律的关系值得深思。[20] 王晓华，乔刚：《贪污贿赂案件言词证据的收集》，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13] 刘卫刚：《必要的自行侦查有积极意义》，载《检察日报》2014年2月14日第003版。[2] 参见秦前红，石泽华：《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性质研究——以山西省第一案为研究对象》，载《学术界》2017年第6期。（2）一旦人民检察院采取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案件立即转入司法程序。（二）增设审查逮捕期限 在留置等监察措施和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之间增设检察院审查逮捕期限并对此严格规定，当属必要。
[6] 高鑫：《北京留置首案释放哪些反腐新动向？》，《京华时报》2017年6月5日第03版。目前来看，浙江省和山西省的试点探索，采取的是人民检察院保留决定（批准）逮捕权，这一设置很可能被全面改革所采纳。第二，法庭对证据的采纳问题。[5] 秦前红：《困境、改革与出路：从三驾马车到国家监察——我国监察体系的宪制思考》，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1期。
另一方面，党内纪检也不涉及国家监察权，二者分别依据党章党规和监察法律行使职权，纪委维护党章党规、执行党纪，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是党内监督专责机关。持居中态度者认为留置首案采取党委书记审批乃改革试点之责任担当，有一定实质正当性，但属于特例而非常态[7]，未来走哪条路还未可知。
第二，要衔接协调党内监督执纪和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的关系。其一，以人民检察院采取强制措施为衔接转换标志并不考虑人民检察院采取的是逮捕还是其他强制措施。
摘要：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委员会应加入宪法第135条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这是分工、配合和制约三者有机统一的整体性机制。监察委员会、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时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和互相制约三者是相融共生、有机统一的整体性机制，单独研究三者其中哪一项都很难诠释该机制之全貌。另一方面，连审查期限都须严格限定，对时间跨度远超审查期限的留置措施之期限在科学研究基础上考虑适当限缩。若现行宪法该规定不作修改，绝难从中透析出人民检察院执行逮捕之意蕴。故职权属性上，纪委行使监督执纪权，监察委员会行使国家监督权。（四）不得违背人大制度根本遵循，接受合法监督和制约 监察委员会行使监察权不得违背人大制度这一根本遵循，还需接受合法监督和制约。
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1）留置措施乃监察委员会职能范畴内，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均无权决定（批准）留置措施。
判例法国家如美国检察官虽为行政权之派生也未妨碍一定程度之侦查权，还有针对高级官员腐败的独立检察官制度[15]。其三，独立优势看，自行补充侦查更有针对性，减少衔接移送工作，避免了所谓调查（侦查）阻力。
其二，改革欲破除之壁垒即当前职务犯罪侦查的同体监督困境，自行补充侦查是否可能又陷同体监督之虞？我们以为，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应有权决定自行补充侦查。调查证据须经转化才能在公诉中提交法庭，法庭采纳证据需依据法定标准，不合法之证据应被排除。
试点探索显示全面改革顶层设计或将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严格拆分，监察委员会的宪法定位亦决定其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3）作为衔接转换标志的逮捕等刑事强制措施，与监察委员会亦无直接关联。其许可应基于对逮捕理由依据等进行实质性审查，而非仅仅是形式上的一种同意程序。对民主党派党员的监督一般由其党内监督机构实施。
[19] 柳中卫，滕孝海：《论贪污贿赂犯罪初查证据的转化》，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4期。怎样实现调查活动取得的证据有效转化为刑事诉讼证据？如何规范实施留置措施才能更大程度保证证据合法有效，才能避免程序缺陷甚或被法庭判定为非法证据而排除？转化方法主要有直接转化和间接转化，可以直接转化的主要是物证和书证，可以间接转化的主要是言辞证据[19]，言词证据的间接转化将是工作核心。
以监察权为研究视角，一方面，监察委员会的宪法定位决定其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第四，逮捕不是必须程序。
（4）只要在司法程序期间，案件将与监察委员会无直接关联。其二，即便人民检察院未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仍不妨碍案件材料已移送司法机关且案件程序已走入司法程序，至于后续事项一应由人民检察院决定，与监察委员会无直接关联。
若尚未逮捕而径行决定自行补充侦查，则不影响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参见李莉：《对我国人大代表不受逮捕权的几个问题的探讨》，载《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3期。留置措施审批权限之归属有党委、监察委、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等四种可能路径，现行探索主要是党委或监察委审批两种。从留置到逮捕，不仅是监察委员会到人民检察院的变化，更是监察程序到司法程序的性质上的重大转变，故审查逮捕期限有可能稍作宽限。
另一方面，监察委与司法机关工作程序上的衔接设计，或可达配合、制约之目的，其中互相制约是《宪法》135条的核心价值要求[4]。本文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17年第6期 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监察权 。
配合和制约指向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外部衔接，三者分别对应监察权不应阻碍独立行使检察权原则之实现，司法审判过程中需要注意调查证据的转化、采纳和排除问题，以及请求公安机关协助执行监察措施和实践中职务犯罪案件调查（侦查）之主导问题，国家监察和党内纪检衔接问题则是合署办公设计下的改革实践难题。监察委员会则是由人大产生，依据法律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
（3）提起公诉，对应进入司法审判程序。不吝假设以移送司法机关为转换标志，实践将发生如下情形：决定逮捕之前，案件材料在人民检察院手中、当事人却处于监察委员会控制之下，则该期间程序性质和程序主导问题难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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